中国制造业出路：路在何方？

　　面对这一形势，中国政府也在今年上半年吹响了中国工业的迎战集结号：5月8日，作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战略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，《中国制造2025》正式发布;一个多月之后，由马凯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宣告成立。

　　在此前后，围绕着中国工业升级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比如，中国是不是应该像西方那样经历一个大规模“机器换人”的过程?与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的工业竞争力究竟如何?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差异?又应该如何认识今天中国工业体系中巨大的存量?这些存量能否有益于中国的工业升级、抑或它们仅仅是产业升级的“革命”对象(如政策语言中时常出现的“化解产能过剩矛盾”)?实现存量升级的关键环节和微观基础是什么?应该如何看待和扬弃过去30多年的工业与技术政策?要想做好中国工业升级的这篇大文章，上述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。

　　本文尝试部分地回答上述问题。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：中国工业的这次转型升级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我们以往的历次转型尝试。与西方相比，中国的工业升级是“工业3.0”、“工业4.0”、乃至部分行业的“工业2.0”同步进行，这种复杂性是中国工业升级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本质特征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面向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不再是某项单一技术、甚至某个产业的升级，而是以新的运行方式和更紧密的产业互动重塑整个工业体系。因此，这次转型升级不再只是引进几条生产线、或是新一代产品设计这么简单;它对于从系统层次把握工业全局(即顶层设计)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这种根本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工业与技术政策的惯性思维。

　　“跟随模式”已经不再适应中国工业升级的需要

　　《中国制造2025》将中国制造当前的主要问题概括为“大而不强”。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，什么是“强”?我们如何定义“强”?《中国制造2025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“世界先进水平”。在明确了“强”的标准之后，才有了“由大变强”的一系列任务清单，如确定若干制造业主要指标、瞄准十大重点领域突破发展，等等。

　　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来说，将先进国家的已有技术(“西方先进水平”)作为早期的追赶目标几乎是必由之路。这种追踪模仿对追赶者学习和掌握技术知识非常重要，并往往扮演着“敲门砖”的角色。

　　但是，“落后”和“差距”的刺激也容易使追赶者走向极端：将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门类(分工)和技术性能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向甚至“固定靶”，并因此将“缩小(产能与技术)差距”视为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努力方向，最终形成了工业与技术政策上的“跟随模式”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选择了一条先行建设生产能力(初期以进口生产线为主，随后外资企业渐成主力，但高端机电设备进口有增无减)、事后弥补技术短板的产业发展道路。在此过程中，“引进消化吸收”、特别是“(关键)零部件国产化”被视为弥补技术短板、缩小技术差距的中心环节：沿着通过引进技术建成的产业链，识别出那些限制中国企业获得更高附加值的“核心技术”然后由各部委分别支持对这些技术的“攻关(国产化)”。

　　这些攻关努力取得了许多成就，使中国工业在许多核心技术“点”上实现了突破，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“国产化(攻关)”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引进技术保持长期成熟稳定——即产品/系统结构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颠覆性变化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(ICT)的快速发展、电子控制和计算机辅助技术在传统工业中的“领地”不断扩张，一些传统产业甚至在新技术推动下发展出全新的技术轨道——电视机工业从CRT技术向平板显示技术的转向是其中的典型。

　　这些变化要么使得新兴技术与产品的“国产化”还没完成，引进技术就已经过时了;要么使中国工业在旧的技术轨道上积累的核心技术一夜报废。这些都使“引进--落后--再引进”逐渐“常态化”;而当我们打算事后弥补核心技术短板的时候，却发现高端产业、核心技术领域的门槛越来越高，攻克难度越来越大。

　　随着历史欠账的积累，中国那些采取“跟随模式”的行业不得不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层，并“自觉”隔离于产业核心技术和底层关键技术之外：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上快烂、暴生暴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信息安全问题而备受关注的IT工业更是其中的典型。